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脑内的多巴胺水平是与生俱来的：这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瑞士神经学家彼得·布鲁格（Peter Brugger）曾开展过一项非常出名的实验。该实验旨在研究人们的多巴胺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这项实验的参与者，有些坦承自己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些则申明自己信仰宗教，还有些则表明自己是怀疑论者。实验中，布鲁格拿了一些脸部图像给被试看，其中部分图像很容易便能看出是脸，部分则扭曲到了很难发现明显的脸部特征。结果是，怀疑论者能识别出的面部轮廓寥寥无几，而非怀疑论者则识别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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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半怀疑论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一剂左旋多巴（一种可以暂时性提升多巴胺水平的药）。在左旋多巴的作用下，这些怀疑论者的表现开始接近非怀疑论者——他们识别出的面部轮廓开始增加。由于通过改变大脑多巴胺水平可以控制模式敏感性，这项研究表明，更高的多巴胺水平可以让人们探测到更多的模式。这个实验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奏效：墨西哥神经学家维克多·德拉芬特（Victor de Lafuente）和拉努尔福·罗莫（Ranulfo Romo）发现，当猴子被扔在扑朔迷离的环境中时，它们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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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当我们身处没有明显模式的环境中时，大脑就会提升多巴胺水平，让我们变得更迷信。这种环境产生了认知上的困惑，于是我们也就随之摇摆。就算是理性哲学家中的顶梁柱伏尔泰，肯定也曾经如此摇摆过。
在某些文化中，迷信根深蒂固，甚至成了信仰的一部分。于是，迷信作为对不太可能发生的特定事件的应对，这一功能开始下降，转而更多地成了一种解释所有外部的、难以解释的事件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 ）研究了苏丹的赞德人。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一件奇闻。如果以如今的研究准则来看，他与研究对象的过深牵连是完全不被允许的。
图源：Ellen Weinstein
一名赞德男孩踢到了树桩，把一根脚趾弄断了。伤口溃烂后，男孩却把整件事归咎于巫术。埃文斯-普里查德为小男孩解释，树桩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他没注意到草丛里的这个树桩，不小心踢了上去，伤口碰到了污泥便会感染，和巫术没什么关系。对于有科学思维的人来说，这一番解释也许就够了。但实际上小男孩早已知晓这些事，只是他不觉得这便能解释一切。
赞德人相信巫术，并且这种信仰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捕鱼到家庭关系。“赞德文化中，没有一处角落或壁龛是毫无扭曲的，”埃文斯写道。对这个男孩来说，巫术——而不是自己的不小心——让他当时没能看见树桩，也只有巫术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伤口溃烂了，而其他的伤口没有。面对这些问题，埃文斯-普里查德没有更好的答案了。确实，即便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科学也只能初步将这些事件含糊地归因于概率。而对那个赞德男孩来说，“概率”根本算不上什么解释，而伤口带来的疼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才是真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
从赞德人的故事中，我们还能得出另一条重要的结论：迷信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有一条确定无疑的原因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到事件的结果。我们的控制欲太严重了。近来有许多科研成果佐证了这个论断，它们表明，当我们亲身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夸大其重要性。
比如，以色列裔心理学家拉玛·法尔克（Ruma Falk）就开展了一项实验。实验中，被试要求阅读一些有关巧合的故事，有些故事的主角设定为被试自己，还有一些则是别人。结果发现，人们总是认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巧合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更为惊喜。如果别人想到一位老朋友时，这位老朋友正好打电话给他，我们会觉得，嗯，也没什么，这事儿不是很常见吗？但如果自己在想念一位老朋友时，他碰巧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觉得，哇，这里头肯定有什么深意，对吧？这种巧合会显得更为令人惊喜的原因在于，我们觉得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要比发生在别人身上更小。当某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别人身上时，那种“此事大有深意”的感觉要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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